人大教授:只有弱智民族才纵容伤医辱医

人大教授:只有弱智民族才纵容伤医辱医
2015-08-29 保卫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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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再次把医患关系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实,医患关系贵在 “换位思考,互相理解”, 换一个视角,可以让我们都是 “自己人”。 在疾病面前,医生和患者在同一条战线上;在暴力之下,他们都是受害者;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他们都受到压迫;在无良的媒体宣传之下,他们都产生了偏见……太多太多的问题不能全部怪到医生身上,而是需要整个行业以及政府从根源去推动改革。

作者刘太刚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宪法与行政法学、公共管理理论、非营利组织。

只有弱智的民族才会纵容伤医辱医——两会之前致人大代表。

一、伤医辱医:中国特色的新常态?

近年来,恶性伤医辱医事件在我国时有发生,以至于其新闻效应已呈现审丑疲劳——如果不是在伤医辱医手法、后果或当事人身份上玩出些新花样,一般的伤医辱医事件不仅上不了媒体头条,甚至连尾条都上不去——正规媒体根本连报都懒得报。

要说近年来媒体曝光的伤医辱医的手法和后果,用花样翻新、令人发指来形容并不为过。一般的脚踹扇耳光+轻微伤仅仅是标配。从伤医辱医手法上看,斧砍刀刺锤击、铁椅钢饭盒砸头、硫酸毁容、开水浇淋、咬掉耳朵、逼医护人员下跪磕头甚至披麻戴孝、长时间的人身拘禁,这些手法汇总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私刑大全。从后果上看,脑震荡、骨折、耳膜穿孔、失明、致使流产、致残、被逼自杀、直接致死,这些后果按轻重排列几乎可以展示从轻伤到死亡的全部伤害等级和伤害情形。不是中国人真的很难想象,上述这些伤辱手法和后果的某种随机组合,会是某个以救死扶伤为使命的白衣天使的职业之灾。

不仅外国人难以想象,三十年前的中国人恐怕也难以想象。不用说那句流传千年的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就说全民癫狂的文革时期,也很少发生打砸医院、伤医辱医的事件。现在的中国,究竟怎么了?伤医辱医,难道成了中国特色的新常态?

这不,刚进羊年的大年初三,又有患者家属痛殴医护人员的消息传来。湖北十堰一法院的男性书记员因妻病亡而将女医生殴致眼眶骨折、玻璃体出血——要不是行凶者的法院背景和春节的特殊时期等新闻佐料增添了事件的传播价值,恐怕这起事件又会被和谐得风平水静、神鬼不知。

二、宽容至纵容:全社会对伤医辱医的推波助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伤医辱医事件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全社会对伤医辱医行为的宽容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而全社会之所以对伤医辱医持同情宽容态度,一方面是源于公众对市场化改革之后医疗行业不正之风的痛恨,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在医患关系中把患方理所当然地视为弱势方。尽管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公众的同情宽容情有可原,但这种同情宽容一方面使政府在打击伤医辱医行为上不敢发力 (因为对公众舆论有所顾忌), 另一方面使伤医辱医行为具有一种英雄般的悲情合法性。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使患方在伤医辱医行为上从先前的小心试探到后来的肆无忌惮,从而使伤医辱医事件愈演愈烈。可以说,全社会对伤医辱医的同情宽容,实际上导致了对伤医辱医的纵容。换言之,对于愈演愈烈的伤医辱医事件,公众舆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如果说公众的同情宽容对伤医辱医行为有纵容作用的话,政府的打击不力对伤医辱医行为的纵容则更为直接和明显。正因为政府的打击不力,在中国伤医辱医的成本之低简直就是笑话。

就拿社会广为关注的湖北十堰的法院书记员殴打女医生女护士事件来说。在事件发生后,出警的警察把作为受害者的医生带回警局录口供,但对行凶伤人者却未被一同带走,因为考虑到其要 “转移遗体处理后事”。 对于被打医生的 “眼眶骨折、玻璃体出血、颜面部严重挫伤” 的伤情,警方最终的处理结果仅仅是行政拘留 10 天、罚款 200 元。而行凶者所在单位——茅箭区法院的处理结果更令人瞠目——仅仅给了行凶者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难怪有临床医学博士徐蕴芸发出这样的感慨: “原来打人可以叫 ‘发生冲突’, 原来家里有事就可以暂缓执法,我国法律果然是包容、人性。” 而资深媒体人谭玉平的评论标题更为直接—— 《殴打女医生:男法官欠公众一个说法》。

显然,这样的处理结果和处理力度,不是对伤医辱医行为的打击,而是在受害受辱的医护人员伤口上撒盐。说得再直白一些,这简直就是纵容暴徒对医护人员撒野。

三、伤医辱医致使良医良护生产线几近断裂

愈演愈烈的伤医辱医事件使中国医护人员的执业环境差不多恶化到世界垫底的程度。为医护人员配备钢盔棍棒、要求医护人员练习武术防身——这些无奈之举实在是文明国家的耻辱、和平年代的悲哀。

抛开国家形象这类虚的利益不谈,我们谈谈伤医辱医事件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实的恶果。

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恶果在于,伤医辱医致使我国的良医良护生产线几近断裂。由于学医的成本非常之高,好的一线医生转行逃离的并不多,但由伤医辱医事件导致的越来越恶化的执业环境,会使许多原本有志于从医的优秀青年视从医为畏途,进而导致我国医科大学的生源质量显著下降。可以想象,如果聪明人不去学医,良医生产线就基本断裂了,因为智商不够的人很难培养成良医。

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作为证据:

三年前,我曾参与卫生部某司委托的一项关于医院院长资格资质的研究课题,为此到一些地方与很多医院院长进行座谈和访谈。在四川的一次座谈会上,某医院院长诚恳的对我说: “刘教授,要想提高医院院长的素质,必须得提高学医的人的素质。你回北京后请向中央提一提,一定要把所有的医学院都升格为 211 院校,这样学医的生源质量就有保障了。现在的生源质量,你想教点深的东西,他真学不会啊。”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医院院长兼医学院院长基于切身感受的肺腑之言,尽管我内心并不赞成他的医学院校升格建议,也没能力把他的建议转给他所期待的中央,但却非常认同他所说的医学生源质量与医院院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这种关系同样适用于医学生源质量与良医之间的关系、适用于护理专业生源质量与良护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证据是我个人所做的一个非正式的调研。这几年,对于各种场合所接触的医生,只要有机会我都会问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做临床医生?前后累计约有三四十个医生给出了回答。让我沮丧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医生说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作医生,而更让我沮丧的则是他们在说不愿意时那种毫不犹豫的决绝态度。

三四十个几乎是随机抽取的医生,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子女从事自己职业。而一个职业的执业环境要差到何等地步,才会让其一众执业者众口一词地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子承父业?这个职业对从业者的伤心之巨不难想象。

频发的伤医辱医事件,以及伤医辱医暴徒的残暴与嚣张、公众对伤医辱医暴徒的同情与宽容、政府对伤医辱医暴徒的软弱与纵容,彻底摧毁了医护这个职业本该有的职业尊严,也摧毁了这个职业对精英学子的吸引力,从而让良医良护 “生产线” 因 “原材料” (生源) 的质量下降而产能骤降。

可以想象,伤医辱医事件频发的现象如果不遏止,十年后我国的良医良护的数量质量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差距会骤然拉大。而没有足够数量质量的良医良护,所谓的中国梦只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四、严惩伤医辱医暴徒:一场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之战

很多人因为痛恨某些医院和医护人员的黑而同情宽容伤医辱医行为。但须知,严惩伤医辱医行为,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利益,因为我们及子孙后代的健康离不开医护人员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们宽容甚至纵容伤医辱医行为,我们就是在自毁我们及后代的健康保障体系。正像苏岭的一篇评论所说: “守护医生就是守护我们自己”。 可见,严惩伤医辱医行为不仅是为了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维护我们每一个人深嵌其中的公共利益。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该检讨我们的智商;认识到这一点但依旧宽容甚至纵容伤医辱医,我们该反思我们的理性。

在严惩伤医辱医行为方面,政府无疑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既然政府垄断了执法和司法的权力,既然政府收走了民众对伤医辱医暴徒行私刑的权力,政府就理应承担起对伤医辱医行为打击不力的全部罪责。实际上,正是政府对伤医辱医行为的打击不力,才直接导致伤医辱医事件成了当今中国的新常态。

在对待伤医辱医事件方面,地方政府的表现展现出了一种与维稳至上的治理逻辑相背离的奇怪思路。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维稳大于天的大国。尽管坊间所传中国的维稳开支高于军费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但政府在维稳上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肯定任何国家都无出其右。政府的各级领导一定都清楚,社会戾气是社会稳定的大敌——那种无视法律、逞凶斗狠、动辄诉诸暴力的社会戾气,不仅是和谐社会的破坏力量,更是滋生个人恐怖主义的温床。

而伤医辱医行为,显然是社会戾气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社会戾气的一种助燃剂。不严厉打击伤医辱医行为,无疑会助长这种社会戾气。不遏制这种社会戾气,维稳就难于实现,文明和谐的幸福中国也难以建立。从这种意义上说,严厉打击伤医辱医行为,实际上是消除社会戾气所必须,是维稳所必须,建设文明和谐的幸福中国所必须——这同样也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深嵌其中的公共利益。

因此,和伤医辱医的暴徒之间的战争,不是医护人员这一职业群体与这些暴徒之间的战争,而是全民族为了捍卫公共利益而与这些暴徒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不仅会输掉这个民族的健康,也会输掉我们来之不易的维稳成果和文明和谐的幸福中国。

五、强烈呼吁:伤医辱医入罪,公职人员参与伤医辱医一律开除公职

在此,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严厉打击伤医辱医行为的决议》 或修改刑法和公务员法的相关条款。建议的核心内容只有如下两条:

1. 伤医辱医入罪:因医疗纠纷而伤害医护人员,造成轻微伤及更严重伤害后果的,即构成伤害罪。因医疗纠纷而侮辱医护人员,情节恶劣的,构成侮辱医护人员罪,按照刑法 246 条 (侮辱罪) 量刑。

2. 公职人员参与伤医辱医活动,一律开除公职。

不如此,不足以保障医护人员基本的人身安全;不如此,不足以遏止伤医辱医的社会戾气;不如此,不足以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如此,不足以建设文明和谐的幸福中国。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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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中国人断子绝孙的公司

一个让中国人断子绝孙的公司
2016-04-06 全球头条新闻

我自打去年开始返乡创业,从事农业劳动。由于多年在城里上学、工作,直到现在才发现小时候的农业劳动方式已经很少有农民再坚持了,现在的农业生产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现在有很多“高招”可以用,农民们也很乐此不疲的向我介绍他们近几年屡试不爽的“高招”,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刚入门的学徒弟子,而我的不采纳,也招来了各种冷言热讽。这些“高招”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大家都在用,也确实在劳动中帮了不少忙,但对于我来说,却产生了很多的疑惑?

疑惑一:草死苗不死?

政府的农业部门在老家附近的一个村子搞试点种植谷子,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还要薅(hao一声)苗(在谷子刚出苗时拔掉和谷苗一起长出的杂草),他们的代替方法是在农田直接喷洒除草剂,这样保证全年不长杂草。我的疑惑是:为什么喷洒除草剂时不用躲着秧苗,同样是绿叶植物,草都死了,庄稼为什么还能茁壮成长?后来我发现,大豆、红薯早已开始采用这种方式除草。

疑惑二:农民为什么不留种了?

我家有个小院子,我妈每年都在院里种黄瓜,小时候每当秋天,黄瓜架上都要留几根老黄瓜,我妈不让摘,说是留种用,而现在我家的黄瓜架上在收架时都看不到老黄瓜了,我问我妈今年怎么不留种了,我妈告诉我,现在的黄瓜只能种植一代,二代种子长不出东西来。我的疑惑是:是谁在种子上面搞了鬼?

疑惑三:为什么农田如此高产?

同是一亩地种玉米,为什么以前卯足了劲,只能收七、八百斤,而现在很轻易就收一千四、五百斤,有的甚至超过两千斤?再有,现在的黄豆都是圆形,个头越来越大,小时候那种小粒、腰子形的黄豆去哪了?

疑惑四:虫子不吃的庄稼,人能吃吗?

没有人否认,现在的生态恶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以前的庄稼不打药,或者打一遍药就能丰收,而从几年前开始,就要打好几遍药了,因为天敌的减少,和害虫抗药性的增强,使得虫子越来越难控制。但现在,某些庄稼已经变得“虫子不爱吃了”。我的疑惑是:虫子都不吃的庄稼,人能吃吗?

面对这些疑惑,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询问老人,但这不是农民的经验和发明,这是现代科技手段,于是我打开电脑,不断的搜索,最后我发现只能把解答权交给一家美国公司了,这家公司便是—孟山都Monsanto。

起底孟山都

其实很多关注食品安全的消费者对这家美国公司早已有所耳闻,我们日常所吃的加工食品里面的添加剂-阿斯巴甜(也叫糖精)就是这家公司生产。它成立于1901年,是越战时期美军使用的生化武器“橘剂”的主要生产商。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游击队的游击战术疲于应对,为避免美军遭受越南军队的丛林偷袭,在森林里用飞机喷洒大量生化武器“橘剂”,也叫“落叶剂”,使森林里的植物迅速死亡或者迅速落叶。橙剂含有的剧毒成分“戴奥辛”不仅至今仍对越南民众产生遗害,致使越南产生很多畸形婴儿,同时对一部分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也造成严重伤害。

如今这家公司已摇身一变成为生物转基因(GMO)科技巨头,且又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惜血本在世界各地推广转基因粮食种植。在玉米、大豆、棉花等多种重要作物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上,占据70%至100%的份额。全世界超过90%的转基因种子,都使用它的专利。

孟山都的转基因技术,可以让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但如果你留下种子,准备来年再种,就将一代不如一代。孟山都甚至可以让作物不结籽,或自己杀死胚芽。这样,农民们每年都得掏钱买种子。而且通过“捆绑销售”,要想买它的种子,就必须买它的除草剂,以巩固垄断地位。

孟山都用“转基因”的办法,解决了防虫和除草两大农业生产难题。他们把一种对某类昆虫具有杀虫活性的杆菌的基因植入玉米等作物的种子,这类昆虫吃了植入这种基因的玉米便会自动死掉。这样,玉米自身便能防虫,不用再喷杀虫剂。

“抗除草剂”种子的研发,也是利用同样的原理。“草甘膦除草剂”几乎能杀死一切绿色植物,但也有例外,一种叫“矮牵牛”的植物就不会被杀死。孟山都就将“矮牵牛”的基因植入大豆、玉米、棉花等作物中。用了这样的种子,任你怎样喷洒除草剂,保证“草死苗不死”。

草甘膦目前是孟山都公司的核心支柱产品,销量全球第一,且在中国农民当中处于“普及式使用”,用量极大。
权威机构对草甘膦的认识

国际癌症研究所(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属)于2015年5月郑重宣布,在实验动物中“有充足证据”证明草甘膦是致癌物,另有“有限证据”证明草甘膦对人类可能致癌。这是11个国家17位专家审阅文献和政府报告得出的结论。国际癌症研究协会评估结果发表在权威期刊《The LancetOncology》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文献库网站收录了2013年6月8日《食物与化学毒理学》发布的泰国科学家的论文《草甘膦通过雌激素受体蛋白诱发人类乳腺癌细胞增长》。论文揭示,极低浓度的草甘膦(约合0.000169ng/L~169ng/L ),即可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具有致癌作用。

孟山都靠资本干预政府决策

其实孟山都这家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争议和抗议,但为什么在民众强烈的抵制声中却发展如此迅速,这与其政治智慧密不可分。
凭借“橙剂”和为美国核武器提炼钚元素的军事契机,其与美国政府搭上了线。此外,孟山都还雇佣大批的专业游说公司间接为公司从事游说活动。据统计,1999~2008年间,孟山都支付给其中一家公司的报酬即达150万美元。

而关于孟山都在政府内部制定政策的影响力,流传这样一个段子,老布什曾在多年前参观过孟山都公司的一个研究所,当时他是里根政府的副总统。当该研究所主管向布什抱怨农业部对其产品测试周期太长时,这位副总统的答复是:“给我打电话,我们专门从事“放松管制”,可以帮助你们。”

世界人民的抵制

美国佛蒙特州通过法律,规定所有食品需要在标签中注明是否含有基因改造成分;

南非转基因玉米获得丰收,邻国宁可饿死也不进口;

芝加哥禁止使用草甘膦;

斯里兰卡全国禁止使用草甘膦;

哥伦比亚全国禁止使用草甘膦;

荷兰国会投票决议禁止含草甘膦的除草剂售卖给私人;

法国环境及能源部长SegoleneRoyal要求园艺商店停止出售孟山都Roundup(草甘膦)除草剂;

巴西圣保罗禁止使用草甘膦;

阿根廷有3万多名医生与卫生工作者联合会发表声明,支持世卫组织的研究,要求禁绝草甘膦,呼吁“农业产业不能以牺牲阿根廷人民健康为代价继续发展。”

今年 5月23、24日全球数万人参加“反对孟山都”游行,抗议者们总结出的一句话是“人类必须在孟山都终结人类之前终结孟山都’。
孟山都与中国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草甘膦最大的生产国,包括提供给孟山都公司制造行销全球的“农达”除草剂。

中国消费的大豆总量中,80%是“洋大豆”,即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在种植过程中,这些转基因大豆都经过草甘膦除草剂的喷洒,转基因大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仅来源于其转入的基因,也来源于其中所必然蕴含的草甘膦。

由此造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危险是,我国国家标准对大豆的草甘膦允许残留量未作限制,其直接后果是,全世界草甘膦残留量最高的转基因大豆均流向我国。我国既不知道这些大豆的草甘膦含量,更不知道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团队)的试验研究证明,水中仅含有5μg/kg微量草甘膦,即对受试老鼠的健康构成明显损害。而我国大量进口的抗农达大豆中草甘膦含量接近20mg/kg,高出4000倍,其风险令人忧虑。
疑惑五:为什么孟山都在中国畅通无阻?

虽然很多国家、很多的公益组织都不断的加入到“抵制孟山都大军”,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民间组织,目前中国民间对孟山都的抵制声音也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和草甘膦除草剂在我国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

这是为什么?至于这个疑惑,也许只有中国政府和孟山都能够解答。
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但如果给科技植入“邪恶”的基因,它必将摧毁一切。
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保护全球物种多样性,在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在呐喊:“起来,不愿做小白鼠的人们!孟山都,滚出中国!”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

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
2016-04-14 时政声音

童年

Bandari – 史上最优美的背景音乐 Vol.3

作者:田纪云
来源:《炎黄春秋》
田纪云,男,汉族,1929年6月生,山东肥城人,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参加工作,中学文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和赵紫阳。

赵紫阳同志已于2005年1月17日与世长辞了。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赵紫阳其人,更不了解其事。我们这些与紫阳同志一起共过事的人有责任告诉他们赵紫阳同志其人其事。

赵紫阳同志是一位老革命,老共产党人。他在1980年9月10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共和国第三任总理。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赵紫阳

1975年9月中旬,正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紧锣密鼓、精心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当时,我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任财政局副局长(我1961年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1965年调中共西南局工作,文革中调到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任副局长),省委决定我作为四川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议(团长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黎之)。

这次会议于9月15日在山西昔阳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开始,由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陈永贵致开幕词。陈永贵在致辞中说:”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大批促大干”,或曰:”一批二斗三大干”。

接着,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针锋相对地说:要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必须结束无政府主义状态,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等都要整顿,通过整顿把经济搞上去。对那些搞打砸抢的分子,要严肃处理,不听招呼的要调离,还不听再调动,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他还讲了要全面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割裂、庸俗化等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江青也出席了会议,在邓小平讲话时,她摇头晃脑,神气十足,不时插话,都被邓小平一一驳回。江青对经济问题可以说一窍不通,但却不懂装懂,乱开黄腔,参加会议的人对她的插话,无不暗暗发笑。会上,江青还大谈她一手扶持的天津小靳庄如何人人学写诗、人人能唱样板戏呀,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号召各地学习小靳庄的经验,等等。她还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召集新闻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就评《水浒》问题发表两次长篇讲话。她要求在大会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就在全国学大寨会议的前夕,邓小平亲自点名调当时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到四川主政,任省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也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听说,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之前,即1975年初邓小平曾到他的家乡四川考察工作,看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穷得叮当响,广大农民饭不饱肚、衣不遮体的惨景,他心寒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四川改变面貌。他思来想去,找谁去四川主政呢?最后他选中了精明强干的赵紫阳。

赵紫阳是一位在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人。他二十岁就在抗日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二十一岁担任地委书记。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省委书记,是当时中国政坛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农村工作专家。这位在全国久负盛名的赵紫阳,在大寨会议结束后,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川代表团的部分代表,我也参加了接见。

当时,赵还年轻,五十六岁,看上去很精神。在四川代表团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中央决定要赵到四川工作后,请赵紫阳讲话。赵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本,首先讲了邓小平找他谈话的情况,接着讲了他对治理四川的一些想法,在谈到四川在农村工作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时(大概有人已向他作了介绍),他只讲了一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是可以解决的,不要长期争论不休,久拖不决。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赵紫阳,并且给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赵紫阳入川主政

四川在”文革”中是个重灾区。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而且乱得既深且广。十年大动乱的破坏,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四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大地,广大人民饱受饥饿之苦。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508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325斤;农民人均收入53.6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低9.8元;农民人均口粮369斤,比全国人均口粮低40斤。”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村,谁给一个姑娘几十元钱或一、二百斤粮食,她就嫁给谁。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千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1亿元。这样的工农业生产,不可能为国家财政提供多少收入,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大乱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

赵紫阳进川后,首先面对的是长期”左”倾路线和”文革”所造成的残局,政治上一片混乱,内战不止,干部队伍阵线不清,人妖颠倒,经济上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赵背后由于有铁腕人物邓小平支持,进川后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阔斧地收拾混乱不堪的局面。他根据邓小平要进行整顿、把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运动,对那些造反派头头,大部分调离机关,下放基层,有刑事犯罪行为的,都依法予以处理。

与此同时,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调查研究,寻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谋略。当时,我是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主事的副局长,经常参加赵紫阳主持的各种会议。从多次接触中,我对赵有这样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干劲,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语道破;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与各级干部、群众平等地讨论问题;他思想活跃,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他决定问题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定的问题执行中出了毛病,从不责怪下级,勇于承担责任。当时许多负责干部私下议论,邓小平有眼力,把赵紫阳派来四川,巴山蜀水大有希望。

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随后,又在全国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在北京发生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达到了高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赵紫阳也成了”四人帮”打击的目标。

1976年2月14日,在”四人帮”召开的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反攻倒算,整造反派,并追查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被视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赵紫阳的得力干将,因此成为财政局造反派第一号打倒对象。”打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黑干将田纪云”的大标语,贴满机关院内,在大街上亦多处可见。几个造反派头头整天与我纠缠,要我交代这,说明那。他们积极策划召开机关批判大会,批判我的修正主义。当时,我在财政局领导中算得上是少壮派,真正干事的,在群众中人缘也满不错,加之我认定”四人帮”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因此我对那几个造反派头头的攻击陷害,无所畏惧,从未作过检讨,他们积极策划的批判我的大会迟迟未能召开。

历史对热衷于搞阴谋的人是无情的。1976年10月,正当”四人帮”加紧串联,要篡党夺权的时候,一声春雷,从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顿时神州大地沸腾,巴山蜀水雀跃,广大人民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样,庆祝人民的胜利,党的新生,国家的新生。

不言而喻,”四人帮”的垮台,就意味着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也意味着赵紫阳的新生。对于”四人帮”垮台的前前后后,邓小平复出的情况,历史的记载够多了,我不打算去记述这方面的情况,我想简述一下赵紫阳在四川的政绩。

2005年初,田纪云经上级批准去看望病重的赵紫阳,尽管咫尺却远隔天涯,这是十几年来他们第一次见面,十几天后赵紫阳就去世了。

一、率先振兴农业

“四人帮”垮台后,赵紫阳精神大振,工作干劲十足。他除了领导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整顿干部队伍之外,全神贯注地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四川在农业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例如要不要搞泡冬田,要不要搞双季稻,水利建设是以机电提灌为主,还是以修中小型水库为主的问题,等等,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得出了结论。

他认为强迫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麦或油菜的办法不合算。他根据四川春季多雨低温的气候特点和群众的反映,认为在四川除少数地区外,不宜推广双季稻。他说,种双季稻加上种小麦,虽然一年两季变三季,但亩产低,尤其是晚稲,四川霜冻来得早,大多数年份绝收或大幅减产,因此提出”主攻中稲”的方针,一季中稲稳产高产,可拿到800至1000斤,加上一季小麦五、六百斤,每亩拿一千几百斤是可靠的。这就是当时赵紫阳总结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说法,即种三季不如种两季收益高,且成本低。

他深入南充等地调查,针对四川伏旱严重的情况,提出这些地区可以及时改种红苕等耐旱作物,同样可以得到好收成。他把这些概括为”水路不通走旱路”。这就推翻了过去四川有的省委负责人把推不推广双季稻视为两条路线问题的观点。

关于水利建设,他根据四川山多丘陵多的特点和国家财力的状况,提出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同时在农村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

他的这些主张,得到省委的广泛赞同,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1977年与1976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仅稻谷就增产120亿斤;平均每个社员的口粮增加了66斤、现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十年未曾有过的新记录。

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又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干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后来发展到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撤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由此而起。

二、探索进行国企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他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工业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使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和措施,并选择100个单位作为第一批试点。

当时,我作为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非常赞赏并积极支持赵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需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以电养电等。同时在省委确定的广汉、新都、邛崃三县的农村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进行了县级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试点企业效果十分显著,据84户试点工业企业统计,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3.01%、6.89%、4.81%。商业系统试点企业商品销售额、利润总额、上缴利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6.39%、6.69%、4.71%。做到了国家多得、企业多留,国家所得大于企业所留。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带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

赵紫阳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国企改革试点经验时说:”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他指出,这些问题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二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他强调,要使改革健康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赵紫阳清醒的认识到,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引文原载198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冬赵紫阳等在汕头考察工作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

1980年初,赵紫阳调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他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总理。

起初邓小平让赵紫阳当总理,赵并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当总理真可谓难矣。特别是在那时的中国,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国家,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要当好总理则更为不易。

1980年初,当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曾到邓小平门上再三陈词,请求不要让他来北京,理由是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勉励他说:”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在实践中锻炼,会把工作搞好的。”又说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才20多岁,知识也不多,不也干得挺好嘛,关键在善于学习。赵紫阳再不好推辞了,只好走马上任。这一段话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后,向赵紫阳请教时,赵告诉我的。

赵紫阳不辱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总揽全局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时,正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赵紫阳面临的任务繁重艰巨,他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开辟光明的未来。他在日理万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时,始终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稳定。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开放,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粮油购销、劳动工资制度和物价体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等,都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划、稳步推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国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的试点,以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五谷丰登,人民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

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

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调整价格体系,涉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987年10月,十三大会议,(左起)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胡耀邦、邓颖超等在十三大主席台上。郑瑞德 摄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痛定思痛,深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针,被称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他尖锐的抨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这时的邓小平确已看到了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弊端,是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1986年6月10日,我陪同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经济情况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又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我把邓的谈话整理成文,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此后,邓小平又在多个场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要赵紫阳先找一些人进行准备。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9、10、11月曾多次开会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2日、9月4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去青岛出差未参加)。在9月2日的会议上我发表了以下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领域比较广泛的问题,现在各方面议论很多,当然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企图影响我们的改革方向,但作为书记处必须冷静对待,不可操之过急。我认为当前一下子要全面展开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先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党政职责严格划分,/2、政企分开,3、权力下放,4、精简合并政府机构。

胡启立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设计一个什么模式,美国的、苏联的或者其他什么的。”

在4日的会议上议论了参加政改小组的成员。最后,胡耀邦说: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既存在高度集中,又存在高度分散。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中央国家机关科以上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二是同意成立一个班子,请紫阳同志挂帅,启立、纪云、兆国同志参加,乔石同志是否参加,再考虑一下。

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十三大报告、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工作外,又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由赵紫阳牵头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小组成员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彭冲等四人。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决定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胡耀邦说,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是在小平同志那里定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指示,赵紫阳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赵紫阳多次邀集一些有关同志研究政改如何起步的问题,并于1986年11月7日召开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近期改革目标如何提法,仅讲”制度化”含意不清楚,没有前提;

2、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怎样提更确切,党如何实现领导;

3、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党政职责如何划分,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干部管理,人事制度等;

4、民主法制建设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了以下讲话(大意):

1、对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的利弊要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简单化,一概否定。他说:不能说我国的政治制度只适用于战争年代,不适用于和平环境,只适用于抓阶级斗争,不适用于和平建设,因为事实上这种制度在解放后巳经运行了三十多年,虽然弊端很多,严重影响着社会进步,但它毕竟已存在了几十年,如果根本不适用,它就完全成了人为的东西。现在我们搞改革,深感阻力很大,改起来不那么容易,这也从反面说明现在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2、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还有一个好处,即存长去短,保留长处,克服短处,名符其实的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说,我们原来政治制度的好处,一是人民意志比较统一,宏观决策快,二是分配比较平均,就业面广。缺点是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不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理顺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重点要解决好党与政府、人大、政协之间的关系,防止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或一个人手里。要研究最后达到什么目标,在我国不可能搞三权鼎立的制度,党政分开,只能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去实现。当然,一元化领导不能层层逻辑到基层,支部书记也是一元化领导。要研究过渡的办法,没有过渡办法,目标也难达到。

赵紫阳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11月6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向书记处汇报了政改研讨小组会议的情况,得到书记处的认同。此后,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了大量工作,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设想和近期目标。近期目标和措施大部分被吸纳到赵紫阳在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现在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和民主政治色彩的一份政治改革宣言,报告中提出的政改方案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

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早在1979年7月,中央就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决策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侨乡和沿海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人才和资金,发展对外贸易,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

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

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特区。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权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又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

赵紫阳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的思想如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动,不停地运转。他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事业无限热心,无限忠诚。他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尽快富裕起来,强大起来。他工作深入,作风扎实,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

1987年他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

他对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依据和方针政策措施作了详细论证。赵紫阳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为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个战略设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是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裕,素质较高,费用也低,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区的情况。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也是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

(二)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主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三)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销售网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发展三资企业)主要措施是:

1、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广东、福建两省,过去九年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成绩显著,经济搞得较活,发展速度很快。中央决定,两省继续先行一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扩大开放,对金融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房地产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及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海南岛现在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建省后将确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放宽、更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2、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85年初,己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9个市49个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两片由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新增两市46县。现在准备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开放区扩大到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区。这样一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将形成有32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6千万人口的连片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给经济开放区的政策主要是:5年内进口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免征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八折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地区的开放,国家基本不增加财政、信贷、外汇负担。

3、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几年来,我国外贸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没有触动长期存在的外贸企业吃中央”大锅饭”的弊端,没有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这是我国外贸体制一次大的带有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改革。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话,就是”统一对外”。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要把责、权、利统一起来,促进工贸、技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使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做,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专门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改革的方向对头,目标明确,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这项改革搞好。

4、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目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现行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

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讨论多次,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3月4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养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为了抓紧组织实施赵紫阳提出的、党中央决定的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8日,我在上海主持召开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的发展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另外,令人敬佩的是,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一直保持着着战争年代养成的那种艰苦朴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多次陪同赵紫阳同志到各地调研。

那时,领导同志出去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往往都是坐在一辆面包车上,和大家一起交谈,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从不搞假现场,从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1983年,赵紫阳、胡启立和我一起到新疆调查,在牧民帐篷里,和维族、哈萨克族的牧民亲切交谈,一起跳舞,到中午一起喝马奶、吃羊肉,各族人民十分高兴。在喀什期间,还和群众一起赶”巴扎”,没有戒严,没有清场,气氛十分祥和。1986年春节,我陪赵紫阳走遍海南调查研究,到黎族同胞聚居的通什一起过节。

即使出国访问,也是尽量精简人员,不讲排场,节约开支。据我所知,赵紫阳总理1985年出席联合国四十周年庆典,只带了少数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我住驻纽约代表处;会见各国政要都是在联合国大厅里找个房间进行的,不住高级宾馆。时时处处保持本色,令人难忘。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躬尽粹、高度负责的精神风尚,充分显示了他的治国本领。赵紫阳治国所倚仗的不是资格,不是后台,而是才干。他的决策不是来自主观臆想,而是来自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来自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他指导工作的方针不是靠行政命令、以势压人,而是靠正确的政策,以理服人。因此人们亲切地称赵紫阳为”庶民总理”。

实践证明,赵紫阳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他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在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大刀阔斧,纵横捭阖,有勇有谋,敢于碰硬,敢于挑战,不仅开创了人中国政局的新局面,而且以快速的步伐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轨道,制定并大力组织实施改革开放的兰图,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后,于1987年11月28日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会议在对当前工作做了研究部署后,赵作了简短讲话,要点是:

1、我已辞去总理职务,人大常委会已批准李鹏同志任代总理。

2、今后国务院的任务很重,李鹏同志是能胜任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的同志要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做好工作。

3、国务院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要以改革统揽全局,有些同志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移。”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只有抓改革,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把握方向。不能把改革同一般工作平摆起来。

4、要坚持改革,就必须有一种勇气,敢于冒点风险,及时做出决断。在改革的问题上,既不能操切从事,也不能久拖不决。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审时度势,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知难而进。

赵的简短讲话语重心长,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他对改革的热切期望,也流露出他的某些担心。

在赵讲完话后,万里讲了两句话,他说:”紫阳同志是有政绩的总理,合格的总理,希望后任者也像紫阳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总理。”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1987年初,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以后,有人企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整肃一大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改变改革的方向。赵紫阳挺身而出,顶住了这股恶浪。他在1987年1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他说,一个中心即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二者缺一不可(上述概念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被正式上升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对于正在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提出了”四个不变”和”四个不要”的方针,”四个不变” 是: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不变。”四个不要”是:不要层层点名,不要层层抓代理人,不要对经济理论中的不同意见进行批判,不要在农村反自由化。

他在1月中旬召开的省长会议总结讲话时又详细阐述了这些方针,从而不仅拨正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保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具有改革意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邓胡赵时期

我要首先指出的是,从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真正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对内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大改善,全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称这个时期为邓、胡、赵体制的时期。所谓邓、胡、赵体制,不论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还是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是邓小平,他是”核心”的核心。

根据我近十年近距离的观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作风各异,但他们政治观点一致,大思路相同,工作配合默契。胡耀邦心胸坦荡,无私无畏,擅长政治思想工作;赵紫阳为人持重厚道,光明磊落,是中国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我多次听赵紫阳对我说:”现在当总书记的人选,在六十多岁的人中,只有耀邦同志最合适。”直到1986年末,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此二人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真可谓邓小平的左膀右臂。

这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为后盾,真正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一度所向披靡,铸就了改革开放的大业。正是在这个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普及,并不断深化完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胡耀邦与赵紫阳

据我所知,胡、赵个人关系也十分融洽,在赵调来北京工作时,胡与赵通电话时开玩笑地说:你来北京后可要把成都的房子交了呀,不要保留两处住房哟。赵说:放心吧,谢谢您的提醒。1986年,在赵得知小平同志对胡有些看法时,他劝耀邦同志主动找小平同志谈谈,沟通思想,解除误会。胡、赵在工作上互相尊重,胡多次说过:紫阳在经济工作方面是内行,在经济工作上多由赵做主。

顺便说一下,赵紫阳为人正派,从不拉小圈子。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四年,特别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我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经常向他单独汇报工作,也多次陪同他去外地考察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单独请我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真乃”君子之交淡如水”。

党十三大后,薄老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谈到你的问题时,紫阳从来不说话。”(我想,大概是因为都在四川工作过,为了避嫌吧)。外界传说,赵紫阳曾提名我做总理,纯属误传,没有这回事。另外,据我所知,赵紫阳另一特点是,不论人前面后,从不说别人坏话,即使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也不在背后说短论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美德。

我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了十四年,亲身体会到赵紫阳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非凡智慧和治国才干,也亲身参与了他所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大业,所受教诲终生难忘。

现在,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所立下的赫赫功勋,他高尚的人品、优良的作风、超人的才华将与世长存,永载史册!
十三大结束后,会见中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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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种花的兔子

不管他以前做的怎样,在89年的表现决定了他的一生!
4月14日
作者回复
一个人的人格和品质是紧要关头的事件来检验的!也可能是大事有可能是小事。
4月14日
26

现在讲这些,说明当年撤职是冤屈的?
4月14日
作者回复
胡赵二人皆是邓的得力干将左膀右臂,当年情形左右参杂,犬牙交错,不管是挥泪斩马谡,还是阵前失大将,情形迫不得已!千古功过谁人评说,不尽长江滚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追忆过往,只是希望以资将来!平反与否,已与亡者无关,也只是后人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而已。但是当年改革的勇气、决心、方法仍然是一部生动的教材。才子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的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4月14日

你所不知道的高岗自杀经过

你所不知道的高岗自杀经过
2016-04-29 赵家梁 时政声音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板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
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说,有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有说是畏罪自杀,也有说是假自杀,是以此来要挟中央,等等。
其实,高岗这次自杀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向自己头部开枪,被人阻挡,没有打中,因此自杀没有成功。4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时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骗枪、报警

1954年2月17日,像北京往常的冬天一样,干冷、晴朗无云。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卫士长白俊杰、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机要处;让我去计委找安志文帮他起草当天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样,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张秀山、马明方先后来看高岗,待客人走后,他来到值班室,问矫洪良:“就你一个值班?走,去院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值班陪同首长散步是常有的事。
他们边走边聊,高岗有意借此分散卫士的注意力。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这些日子,高岗心神不宁,我和李力群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因此矫洪良已有思想准备,他婉和平静地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
高岗假装着端详手枪,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去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还不相信我吗?”
“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我要负责的。”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什么责,拿来!”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
矫洪良无奈地说:“那,首长可要当心啊,注意安全。”
散完步,矫洪良目送高岗上楼后,赶紧到值班室给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告别贾拓夫,与老白匆匆赶回来。从三里河骑自行车到东交民巷,紧赶快骑,也得40多分钟,我们回来时,已是11点45分左右了。
白俊杰直奔值班室找矫洪良了解情况,我刚进秘书办公室,董文彬和李力群也先后回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贾拓夫打来的,他叮嘱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高岗力气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我们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商定先把高岗稳住,摸清枪在什么地方,再设法弄回来,在此之前,他身边一定不能离人。
于是,我们轮流上楼去缠住高岗。

紧张行动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认真翻阅。这份信稿是在2月初,根据他的口述,由我整理誊清的,当时他没让我写抬头,所以我不知道这信是写给谁的。现在高岗再次仔细琢磨之后,亲自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他又端详一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信稿装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毛主席”。接着,他拿过一叠印着“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字样的信笺纸(纸质很差的那种),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一封托孤信,信文很短,不满一页纸,字迹工整。高岗把这页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写上“周总理”。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经过起居室、卧室,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面颊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匆忙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两个信封涂上胶水,封起来,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赶紧离开办公室,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装作休息的样子。
董秘书进来,见高岗正坐在起居室沙发上,便开始汇报情况。高岗似听非听,心不在焉,最后只说了一句:“行!你下去吧!”
我一见小董下来,马上上楼,对高岗说:“没找到志文,你的发言稿怎么办?”
“等志文来,你和他一起搞吧,不一定今天讲。”
“我见到拓夫了,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高岗没有吭气,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只好说了句:“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李力群见我下来,赶紧上去,见起居室里没人,一时找不见高岗。正焦急间,在走廊上遇到她的儿媳丽达,忙问:“看见你爸爸了吗?”
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现在餐室的门掩关着,“高岗去那里干什么?”李力群顿时感到不妙,赶紧去拉开餐室的门。这是餐室的西门,东门上着锁,没有开。只见门里把手上系着一条很长的绳子,高岗手里攥着绳子的一端,猫着腰,躲藏在东门边上的墙角里。他一见李力群开门进来,便站起身来。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高岗很尴尬,一边喃喃说:“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讪讪地坐到餐桌边。
李力群见高岗脸色苍白,样子很激动,便坐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高岗沉默不语。这时,他的长子高老虎听丽达讲了高岗的反常现象,也急忙过来,进了餐室。
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怎么样。”李只好悄声叮嘱老虎:千万不要离开。然后下楼。
高岗见老虎还站在那里,就对他说:“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小张一进来,高岗到隔壁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他,说:”不要交秘书了,直接给王兴悦(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随即下楼。这时,只有高老虎和高岗在一起。
李力群下楼来,向我们讲了找高的情况,大家觉得形势严重,他是在找行动的适当办法,现在更不能离人,要李力群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师哲不在。
李力群正要上楼,小张进了秘书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我,说了情况。我叫小张马上上楼,就说信已交王兴悦送出。叮嘱他千万别离开。
我们三人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那封,里面没有信纸,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再拆给周总理的信,是一封托孤遗书!
这时,小张又被支使下来,说首长要把信追回,不忙寄出去。显然,这是高岗有意把小张支开,并非真要追回信件,因为王兴悦骑摩托车出去,是追不回来的。大家感到情况十分紧急,必须把问题挑开,制止高岗自杀行为。
于是,我、小董和李力群三人跑在头里,小张紧跟在后,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
这时,已是下午1点多,包括高岗在内,大家都还没有吃午饭。
我跑在最前面,一进餐室,就一边激动得落泪,一边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说着,我抢步上前,站到高岗的坐椅边(餐桌西边南面第一张椅子)。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说着,他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原先坐的位子上,自己坐到左边第二把椅子上。
小董和李力群等紧跟着进了餐室,站在餐桌对面紧张地看着我们,高岗让他们二人把信烧掉。他们从我手里接过信件,走到壁炉前烧信。
我仍很激动,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他说:“不啦,不啦。”他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我的左肩,一面催董、李赶快把信烧掉。
这时,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壁炉,看董、李二人在壁炉前烧信,信纸在燃烧,发出轻微的声音。高老虎、白俊杰、小张等都站在餐室西北角的门口。整个餐室内外,安安静静,没有声息。

开枪、夺枪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板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一起双双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他虽然压着我,但被我紧抱着双臂和胸部,使他的上臂不能转动。要去捡枪,必须挣脱我向左侧转身。因此,他只得靠双脚着力撑着地毯,用力把两人的躯体同时向左侧转动,而我则竭力顶住,阻止他。尽管我比他年轻14岁,可是力气远不如他,加上他压在我身上,我的双腿使不上劲,因此,阻拦不住他向手枪靠近。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手枪抓在左手中。如果手枪被转到他的右手,问题就严重了,肯定又会开枪,不只是打了他自己,还可能打了我或别的人。我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时,人们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势的严峻。随着我的喊声,小董、李力群从对面壁炉前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从门口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更有使劲掰开高岗左手手指的,而高岗仍被我紧紧抱住,仰面躺在我身上,奋力挣扎着,一声也不吭。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高老虎、白俊杰、董文彬他们力气大,在夺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协同合力,任何一个人是很难把枪夺下来的。
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向上面报告高岗自杀这件事,还是向医院求助来人抢救?可是,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从我们上楼揭盖子、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的时候,是下午1点45分。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对高岗,对高岗身边的人,都很熟悉,他到高岗家里来,穿堂入室,楼上楼下,都自由随便。这次,他从楼下找到楼上,找到办公室,推开门一看,这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语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番,志文听明白了,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的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志文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
安志文啼笑皆非,查问到底打了电话没有?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
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李力群和张自信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高老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和安志文、小董、白俊杰等都纷纷下楼,各自去办理自己的事情。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我和小董点头称是。
我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小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在大楼门前上车时,我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向总理汇报

下午3点钟,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安志文和我焦急地等待着。刚才我们已给总理办公室的李琦打了电话,请求总理紧急接见。虽然只过了三四分钟,可我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很快,李琦出来把我们接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坐下,自己到隔壁请总理过来。
时针指在下午3点15分。
总理快步跨进房,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
总理沉吟片刻,想起刚才通话的情景,点点头:“怪不得我觉得他说话有点不大一样!好吧,你说吧。”
“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总理侧过头来对我说:“好,你讲吧。”
我扼要地讲了十来分钟,总理说:“你等等。”
说罢,转身出门向隔壁走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挨着三面墙边的椅子坐下,看到我们两人,都感到诧异。有认识我们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问,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待大家坐定,总理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于是,我又比较详细地从头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我们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我),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我)。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他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东北局副书记),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他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我,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我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4点15分了。

实行管教

整个下午,高岗一直躺在床上想心事。他没有吃午饭,也不想吃。他依然念念不忘我曾叫人打电话的事,不时地喃喃自语:“他们打电话了,马上就要来人抓我啦!”他不时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一听到脚步声,就紧张不已。这样一直到傍晚时分,他蓦然听到走廊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便紧张地注视着房门。
这时,我陪着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张秀山走进他的房间,这些都是他在陕北时期的老战友。
他赶忙坐起,强装笑脸招呼:“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可是,大家却是一脸的严肃,板着面孔,好像陌路人相见。高岗立刻色变。一时间,房内空气仿佛凝结不动似的,静得几乎只听见身边人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高岗没有下地,就盘腿坐在床上,习仲勋等人分别坐在沙发上,李力群在床头站着,我先是站在床边,后来就坐在床沿上。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习仲勋开门见山,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来和你谈判的。”
我听后心里感到奇怪:怎么不说“谈话”,而说“谈判”?
但不容我多想,只听习仲勋继续说:“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的事,你错上加错!现在把你挽救过来,你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再不能错上加错。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首要的是平静下来,好好休息。至于检查反省,等你平静以后再好好进行。”
高岗埋头听着,流着泪,不时点点头。习仲勋指着我,继续说:“赵家梁他们挽救了你,他们做得对,你应该感谢他们,决不能对他们怀恨在心,仇视他们。”
他抬起头,望大家一眼,那眼神既痛苦又茫然,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中午发生的事情中清醒过来。
“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管教期间,你要服从管教,要杜绝三个可能:自杀、杀人、外逃。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这时,高岗已是泪流满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不断低声重复着:“我决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说着,转身拉起我的手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管教。”
习仲勋他们起身,没有跟高岗握手告别,只点点头,严肃地离去了。高岗仍沉浸在方才的气氛中,坐在床上低头沉思。
从下午5点多到夜里10点多钟,周总理多次打电话向我询问高岗的情况,并一再叮嘱说:“不要丧失警惕。”“要高度警惕,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要用猛药来治,要对他实行管教。人员不够,中央会调人来。”“现在先让他安静下来,不忙写检查反省。”“张秀山、安志文和你(赵家梁)就在高岗的楼上住下来,李力群和高老虎也不要离开。”“中央马上派六个科长以上的干部来负责楼下的警卫工作,他们暂不与高岗见面……”
傍晚,中央派来公安部的李树槐处长和赵光华等六位科级警卫干部进驻东交民巷8号院的大楼,同时成立了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组,由赵家梁任组长,李树槐任副组长,机要秘书董文彬为组员,不久,又吸收李力群为组员。遵照总理的安排,安志文在管教初期的一段时间,一直住在高岗家里,帮助做高岗的思想工作,并向中央反映高岗的情况。

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领导成员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肖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1949年9月1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解放区代表高岗在新政协会议上讲话。

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高岗在东北检查工作

毛泽东、朱德、彭真、高岗、邓小平等在捷克斯洛伐法克驻中国使馆吊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二排左二高岗。

1953年,高岗(右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五一节庆典上。

自杀

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高岗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管教居住。在此期间,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仅仅49岁的生命……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在楼上值班。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
这天没有学习。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凑巧,这天我轮休,副组长赵光华值班,李力群与他毕竟不如与我熟悉,这也是她没有及时反映这事的一个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里是通往楼下大厅的过道,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看书的我闻声大惊,慌忙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结论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起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查。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了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准备参加紧急会议。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当晚8点半,总理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
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
8点半,人到齐,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当晚10点多,宣读了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赞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至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官药,尽管在值班人员监视上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内,要积攒起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做了汇报。

安葬

18日凌晨1点,高岗遗体入殓完毕,大卡车当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 长等工作人员。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
8月21日进行安葬。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起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站立,有的干脆倚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感性认识的绝非等闲之辈。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
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代:葬在万安公墓,要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赵家梁(1920—2007),陕西人,原名即蒋慧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据《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联”进行国际学生青年友谊活动,开展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也有显著成绩。沪江大学一天就寄出100多封信,把自己熟悉的有关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情况,告诉友好国家的青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声援。圣约翰大学大学生蒋慧明即赵家梁写信时,还把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刊登的反映他救护中国伤兵情景的照片剪报,寄个美国青年朋友。这些信件,引起了国外青年的强烈反响和报纸舆论的重视。
1952年任高岗秘书,是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1954年,在高岗被管教期间,党中央决定他为管教组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此后曾在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国家计委工作。有人称,90年代初,中央曾派人和赵家梁的夫人谈话,称高岗是有贡献的,但也有错误,但当前还不能公开平反。

钩沉 | 蒋介石最后决定去台湾是因为谁的一番话?

钩沉 | 蒋介石最后决定去台湾是因为谁的一番话?
2016-04-06 陶方宣 国家人文历史
蒋介石
文 | 陶方宣
转自河南文艺出版社(微信号:hnwycbs),节选自《名人传记》2015年第8期,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1948年的中国,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蒋介石困兽犹斗。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苦劝蒋介石:“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介石回答:“日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蒋介石一方面沿长江布防,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一方面加紧谋划后退之路。

这时候,一个神秘的高人出现了,他给蒋介石指了一条路:一路南退,退守孤岛台湾。这位高人的出现,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他就是张其昀。
张其昀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过半,在大陆的统治也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各大要员登门游说均被蒋介石摇头拒绝。

有一天,蒋介石在总统府一直熬到天亮,也没有想出什么良策。天蒙蒙亮时他出来透气,却发现被他邀请来的张其昀站在院子里。蒋介石忧心忡忡走上前,说出内心的苦闷。张其昀此时身在总统府,自然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平静地点点头,然后说道:“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听了心头一震。

张其昀马上被蒋介石请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台湾是块风水宝地,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退可守,进可攻。凭着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完全可以抗衡当时尚无海军和空军的共产党。起码可以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反攻大陆”。

张其昀见蒋介石听得入神,继续详解他心中的南撤方案:国民党当前退守之地只有三个:西南、海南与台湾。三者之中,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地形凶险,屏障繁多,又是抗战的发祥地,自是一个好去处,广州失守后,当局就是将其全部中枢机构迁至重庆和成都的。但是此地最大的不足是与内地紧密相连,没有不可逾越的天险和屏障,难以让人安心。另外,本土地方武装的举棋不定也不能让人心定。海南岛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虽然有一条琼州海峡,但是相对于台湾海峡,琼州海峡过于狭窄,难以对共产党日益强大的武装构成障碍。

一番比较下来,张其昀认为台湾是国民党最后的庇护所。

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举棋不定。在心底,他一直不甘心离开大陆,因为离开大陆意味着自己彻底败给了共产党,而将这片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共产党,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大部分幕僚也凭着习惯性的经验主义,主张撤向大西北或大西南,依据是在抗战期间当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后,国民党便移师西南重庆作为反抗日军的基地,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今天他们还想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取居高临下的防守之势,负隅顽抗,也可以以此偷袭中原。这一点也深得蒋介石赞同,所以他一直是西撤川康(即“西撤论”)的拥护者。但是张其昀不同寻常的“东撤论”深深打动了他。

张其昀坚定地认为西撤川康不妥,他详细向蒋介石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

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它可以暂时阻止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

1、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

2、台湾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

3、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

4、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5、台湾岛长期与大陆相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没有渗透,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
台北

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湾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以稳定社会。

张其昀的一番分析实事求是,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让蒋介石不得不佩服。他后来又与张其昀有过几次深入交谈,最后拍板决定放弃大陆,前往台湾。

蒋介石后来说:“张其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没有看错他。只要是他的提议,我不会表示反对。”

随后,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采纳张其昀的提议,仓皇渡海迁往台湾,同时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先安排人员由上海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地下国库搬出库存黄金七百七十四箱,计二百多万两,送上泊于黄浦江码头的海关缉私巡逻舰“海星”号。同月,又由“海星”号和海军军舰“美盛”号、“美朋”号载运黄金近六十万两及银圆一千箱(每箱四千枚)先期运抵台湾,为将来的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接着,蒋家王朝败退台湾,张其昀随后跟到台湾,成为继陈布雷之后蒋介石的文胆和心腹大将,继而沦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奴仆,幡然醒悟之后“弃政从文”,于1962年付诸行动。他离开官场,在阳明山附近创办了一所著名的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成为台湾“文化之父”。

揭秘 | 梁启超家族:诗书之家、满门俊秀!

揭秘 | 梁启超家族:诗书之家、满门俊秀!
2016-04-20 国家人文历史
文 | 作家文摘
转自作家文摘(微信号 zuojiawenzhai),本文经作家文摘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梁启超先生最小的儿子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使我们的目光又聚焦在梁家满门俊秀身上。

梁启超先生共经历过两次婚姻,共有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可谓满门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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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梁启超于1873年在广东出生,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大学问家,胡适曾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他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写下了《爱国歌四章》、《志未酬》、《少年中国说》等许多感情真挚的诗歌和散文,其著作集中收录在《饮冰室合集》中。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并且敢于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一生历尽沧桑而波澜壮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为了祖国的繁荣不断奋斗。
♂梁思成

梁启超的长子,宾西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建筑系毕业,学成归国创办清华建筑系;娶了极美的女子林徽因,令徐志摩眷恋至死,令金岳霖终生不娶。无论是他与才女林徽因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是他的出类拔萃,作为梁启超先生的大儿子,他永远鲜活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梁思成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事业,建立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在中国营造学社,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等方面他都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梁思永

梁启超次子,于1904年出生于澳门。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在日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23年赴美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梁思达

在梁启超的五个儿子中,于1912年出生的梁思达去世时89岁,是比较长寿的了。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
4月14号,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快占据了相关媒体的版面。作为梁启超先生最小的儿子,他完全继承了老先生的爱国热情,1941年赴美求学,1949年,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凭着一颗纯洁而又单纯的爱国之心,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他在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图为梁思礼和太太麦秀琼结婚照

相比于久负盛名的梁思成和梁思永,青年早逝的梁思忠就像是历史的惊鸿一瞥。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梁启超先生的四个女儿,不仅是名门闺秀,也是一代大家。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梁思顺

是梁启超一生最疼爱最依赖的长女,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她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有《艺蘅馆词选》五卷。
♀梁思庄

出生于日本神户,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精通英、法、德、俄等多门语言。1925年,梁思庄随大姐梁思顺与即将在加拿大任总领事的姐夫周希哲一起前往加拿大读书。后分别获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33年,与丈夫吴鲁强结婚。1936年,到北京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梁思庄当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后又任名誉理事。死后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她的父亲梁启超的墓旁,她的墓碑被设计为厚厚的图书,象征着她的灵魂已经铸进了她毕生献身的图书馆事业,激励着一切有助于图书馆事业的后人。

♀梁思懿
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四女梁思宁 1916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次年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无论世道如何艰难,也无论个体面临的压力如何巨大,人类心灵深处自我决断、自主坚持的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选择和践行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的,即使社会无名的潮流再汹涌,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自由地去过更合于先贤教训、更契合平凡而崇高伦理内涵的生活。梁氏三代以历时百年的生动实践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证明,既是个人的美好人生的证明,更是深具普遍意义的自由价值和可能性的证明,值得后来者记取。”——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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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05-03 刘亭 国家人文历史
《杀戮演绎》海报
文 | 刘亭
国家人文历史·新媒体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16年4月25日,据英文报刊《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下令在全国各地寻找埋葬半个世纪前的印尼排华事件遇难者的万人冢。

1965年9月30日晚,印尼总统卫队营长翁东等人发动政变,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六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被绑架。然而,政变在24小时内被印尼陆军迅速平定。10月2日,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完全掌控了局势并宣告政变失败。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O事件”。

随后,苏哈托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于是与陆军开始了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搜捕、审讯和屠杀。从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印尼上演了世界现代史上最为残暴的屠杀之一,这场“清共运动”中有将近100万人遇难,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也包括印尼华人。当时印尼军方出于政治目的,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人看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红碗事件”导致华人面临“屠村”的灾难,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关于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的真实数据至今未公布,对此次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印尼军方提供的数据自然不可信,西方政府也都对这次事件讳莫如深,大部分档案处于保密状态。

但是,一部记录片打破了历史的沉默。《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是一部制作于2012年的纪录片,获得第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原本的切入点是受害者家人,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他调整了方向,采取了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再现历史”,他邀请当年执行杀戮的遗老们,告诉他们要拍一部记录屠杀的电影,希望他们重新演绎当年的暴行。
《杀戮演绎》片头

本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emudaPancasila)的元老人物。“五戒青年团”是1965年的一个民间组织,它在屠杀开始后组织了敢死队,这一组织在80年代发展为民兵组织,当时的活动区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安瓦尔本人是当时屠杀时“五戒青年团”的领导人,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仅他自己就亲手杀死了超过1000人。

让刽子手扮演刽子手,是个大胆的想法。安瓦尔邀请来他的好友,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赫曼.科托来参与拍摄,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安瓦尔讲述自己的杀人经过,谈到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将人毒打致死,但是后来血迹很难清洗,于是就模仿美国电影中的杀人场景,用铁丝将人勒死。他还邀请朋友配合他,在镜头前重新演绎他们用铁丝处死“共产党人”的情景。

安瓦尔.冈戈原本是当地影院的黄牛党,因为政府禁止美国电影的引进断了财源,于是加入黑帮成了刽子手。曾经是美国电影迷的他,深受美国黑帮片文化的影响,他想象自己是片中角色,每一次行刑时,他会穿戴整齐,换上最艳丽的服装、牛仔裤和马靴,按照黑帮片里的方式来杀人。

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的“事迹”树碑立传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电影,甚至扬名天下。因此,他们面对镜头吹嘘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赫曼.科托甚至主动找来群众演员,配合他们进行场景再现,告诉女人和孩子们:“你要试图阻止我们烧毁你们的房子”,还指导他们应该表演什么时候哭。大家演出完毕后都笑了,没有凝重的气氛,更没有反思。“搬演”历史的轻松与真实历史的沉重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杀戮演绎》剧照

导演在记录本性中嵌入了“再现式”的场景,让年迈的黑帮分子们全副武装,粉墨登场,模仿“意大利通心粉电影”《西部往事》的场景,将残酷的历史演绎成一场华丽的杀戮表演。刽子手们对于自己的扮相相当满意,安瓦尔也陷入了年轻时的回忆:他喜欢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还有约翰.韦恩。他说自己当年看了很多黑帮片和西部片,但他们杀戮的做法比电影里更残暴。

在拍摄中,导演走访了很多当时的政治帮凶,如今很多人却已经是声名赫赫的政要和名流了。其中有一个大出版商易卜拉欣,当年负责情报和审讯。导演问他当时都审问些什么,他说:“不管问什么,我们把答案改一改,这样人们就会憎恶他们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憎恨这些共产党。”当年行刑队长赫曼.科托,还雄心勃勃地准备参选市议员。就连安瓦尔也说:“市议员应该是社会上最高身份地位的象征,但他们根本就是带着领带的强盗。”

当年“镇压华人”的细节也是影片的重要内容,行刑队员阿迪.祖卡德里谈起自己当年见到华人就杀,连华人女朋友的爸爸也不放过,于是“镇压华人运动”就变成了“镇压女友爸爸运动”。他自己和安瓦尔竟然都将这种说法当作一个笑话来讲,全然不顾杀戮给受难者家人和后代蒙上的阴影。影片还穿插了现任“五戒青年团”成员找到华商埠老板收取保护费的情节,华人都敢怒不敢言,乖乖送上保护费,这写实的一笔,确是印尼华人当下的真实生活掠影,联想起1998年印尼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更需要对1965年华人的真实遭遇一问究竟。

由于苏哈托刚刚掌权时,印尼陆军尚无力实行对印尼共产党的追剿,因此他们在各岛利用类似“五戒青年团”的民间敢死队、煽动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借刀杀人”,其成员多为当地地痞、流氓和帮派分子。影片中苏门答腊省议员玛朱吉也承认“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非法捕捞、非法砍伐、收保护费、夺取土地”。但作为利益交换,这些人在帮助陆军“清共”之后,军政府便默认他们盘踞当地,在其后半个世纪都成了独霸一方的民间势力。这也是至今北苏门答腊受害者家属及当地华人不敢提及屠杀惨剧的主要原因。
乔舒亚·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在拍摄过程中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而愿意出演的“五戒青年团”成员,也不时流露出地痞流氓的本性,影片中低俗的举止不断出现,这些都被镜头记录下来。导演一方面意识到了这个帮派组织在当地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的题材,该片获得今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乔舒亚·奥本海默的用意不在揭露大屠杀,而是通过影片去检视人们的记忆与历史的本性。他放弃了“还原事件前因后果”的切入点,将关注点开始转向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受害人家属与刽子手。很多人质疑他的拍摄动机:怀疑他将“杀戮”变成“表演”,似乎是为了展示杀戮,而忘了受难者的困境。他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他让安瓦尔扮演一个当年的受害者,并让化妆师精心打造了特技妆容,这场戏是安瓦尔被打得血肉模糊,在他刽子手同伴的不断逼供之下,最后被用铁丝勒死。演完这一场戏,杀戮者的态度出现了转机:主角安瓦尔带着孙子观看导演粗剪的这一场戏,生活中的他对孙辈充满了慈爱,温情的场面让人无法将他和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联系起来。当看到自己被铁丝缠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甚至开始面对镜头留下了忏悔的眼泪,他说:“我能体会到被我拷问的那些人的感受了,或许是我犯了罪……”他回到当年虐杀了无数人的地点,突然一阵剧烈的呕吐,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年迈的他开始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但是导演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虚伪,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他们渐渐意识到了导演真正的动机,于是这些刽子手都希望美化自己的罪行,开始把表演当作一种心灵解脱或道歉的手段。
《杀戮演绎》特效妆容

导演揭露罪行的背后,更在于反思:施暴者的暴行并不只来自人性的恶本身,而是一个支持和煽动暴力的社会体系,让恶行成为可能。影片中有两个场景,印尼副总统尤素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公开演讲:“流氓都是自由人,流氓是社会体系之外发挥作用的恶人,他们不受政府控制。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会变成官僚主义国家。”而“五戒青年团”团长雅佩托.苏洛苏马诺对团员训话时说:“所有青年团团员都是英雄,铲除共产分子不仅是军队和警察的责任,我们五戒青年团也要承担起这个使命……”从社会肌体的黑暗面深刻剖析了“杀戮”的根源所在。

在拍摄《杀戮演绎》的过程中,奥本海默就直指美国支持了大屠杀,尽管影片中并未体现,但是从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和印尼的战略位置,可以推断出,来自各方力量的大国干预是印尼变局的重要外部原因,这也是西方舆论对造成这段大屠杀历史鲜有提及的深层因素。

印尼是东南亚领土最大,人口最多,橡胶、纤维、石油等战略资源也最为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重要交通枢纽,这使得在冷战时期,印尼成为双方阵营积极争取的对象。
印度尼西亚地图

对于美国来说,印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欧)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上。美国介入东南亚事务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在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957年美国曾秘密资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试图分裂,不过被苏加诺成功挫败叛乱。直到1958年,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印尼陆军的重要性。从而转向支持印尼陆军。从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都积极发展与印尼陆军的关系,为建立军政府而积极谋划。

有消息称,“九·三〇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产党领袖名单,同时,也有文件披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西方国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为印尼军队和民兵团体提供物资支持。

此外,当时的美国中情局基于“苏加诺活得越久,印尼共产党掌权的机会越大”的预测,再加上苏加诺病情加重为美国将印尼共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创造了好的时机。美国政府开始不失时机的推动印尼共与印尼政府的撕裂,如艾森豪威尔曾批准NSC5901号文件,要求美国政府“优先对待,且积极援助那些孤立的印尼共、迫使印尼共采取公开反对印尼政府的立场和计划方案”。美国政府希望印尼共尽快与印尼政府走向对立面,否则的话,在不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情况下,印尼政府会一直容忍印尼共的存在。于是,美国政府在得到印尼共也在抓紧做先发制人的行动的情报后。美国通过向印尼陆军方面提供情报与武器,来推动印尼陆军方面向印尼共发难。在这期间,美国还向印尼陆军提供了不少于三份的有关印尼共领导人名单和住所的电报,从此可知,美国对于印尼陆军屠杀共产党及华人事件介入之深。因而美国对于印尼大屠杀应该承担有直接责任。
《杀戮演绎》剧照

这部片子在印尼国内没有被禁,数百万计的印尼人观看了影片,并开始了解自己国家这段血腥的历史。导演说,《杀戮演绎》就像是一个可以反复进行的实验,印尼最大的新闻媒体机构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资料,寻找当年大屠杀的行刑者和受难者,试图去揭开更多的历史真相。

影片的巨大影响力终于让印尼政府态度松动,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印尼终于开启对“最黑暗一年”的公开辩论。近日印尼国内直面真相的呼声不断,很多人希望,佐科上台后,能够打开这个历史禁忌话题。据印尼《雅加达邮报》26日报道,佐科当天召见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部长鲁胡特,下令在全国各地寻找遇难者的万人冢。

鲁胡特称,过去几十年来,印尼人常听说有几十万人在1965年的大屠杀中遇难,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相关的万人冢”!
《杀戮演绎》片头片尾

电影最“超现实”的场景是开头和结尾处遥相呼应的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断: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对于“杀戮”的演绎,不论这一过程是满足刽子手内心的幻想,还是最终触发了他们对罪恶的恐惧感,都是还原历史真相,让人类心生怜悯的途径。对于奥本海默来说,摄影机就是真理——无论结局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到底,正如他所说,“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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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贩子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它可能会迟到! 以血还血!
昨天
69
天涯

哪里可以看到电影?
昨天
58
玉环

华人要立于不败之地须以史为鉴,自强不息!
昨天
19
农伟成

可惜还没有1998年印尼屠华事件的作品,那次事件更加残酷,希望国历推出特辑。
昨天
10
往事

对于当年的恶人,绝不宽恕。血债血偿,否则不能警醒后人。
昨天
10
拿小白兔擦屁屁的臭狗熊

很仇恨,但还是希望人们能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杀戮必然可恨,但过去是让我们反思而不是引发另一段仇恨的,可恨之人该死,希望今后世界皆无人可恨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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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勾结日本为祸中国的六大史实

苏联勾结日本为祸中国的六大史实
2016-05-01
一、勾结日本,肢解东北
二战期间,苏联与德国法西斯签订秘密条约瓜分波兰。苏联还与日本法西斯勾结,图谋肢解中国东北。
伪满建国后,美国于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英国政府于1934年3月13日声称永不承认伪满洲国。苏联则与法西斯一起狼狈为奸,承认伪满。

根据1943年由伪满洲国政府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当时承认伪满洲国的23个国家中,包括: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以及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傀儡)。

二、1941年日苏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
1941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访问莫斯科,4月13日,日苏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缔约一方若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该条约还附加规定:日苏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为独立主权国家,确保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主权不可侵犯。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现场,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

三、武装入侵新疆,开辟西线战场

1944年,德国军队败退,苏联入反攻,而此时的中国忙于抗击日本侵略、新疆兵力空虚。苏联利用当时的中国危局,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了对中国新疆的侵略作战行动。苏联武装入侵中国新疆,开辟西线战场,迫使中国面临东西两面抗战的险恶境地。

西线抗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苏联方面派出长期在苏联接受训练的三支突厥分裂武装越过国境进攻新疆,分别是:1、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苏联编组训练的特种游击队进入新疆。他们人员虽然少,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2、列斯肯率领的由俄罗斯族人组成的芦草沟游击队。3、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苏联带回来的突厥骑兵进入新疆。就是这支部队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

这三支武装进入新疆后,与苏联培植的新疆汉奸组织相互勾结进行分裂暴动,并建立了伪政权,这就是1944年著名的”三区分裂暴乱”。

蒋介石下令调遣大陆的中国军队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伪军。

第二阶段。苏联不甘心失败,公开派出苏联红军进攻新疆,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厚颜无耻地发表声明说苏联红军成建制地“叛逃”到中国新疆,加入突厥伪军。

1945年4月,突厥伪军主力在苏联红军炮兵、装甲车和飞机的支援和参战下开始向迪化(即乌鲁木齐)进军,到9月将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突厥伪军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伪政权”蒲犁专署”,随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犯。

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率领伪军与苏联红军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第三阶段。面对苏联红军和突厥伪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调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新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命抵达迪化,并下令死守大迪化。郭寄鞒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由此双方进入拉锯战。[说三道四(ssds1213)]

四、吞并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约两个台湾大)。

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沙俄从17世纪开始,一直妄图吞并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蒙古地区。1920年,苏俄窜入该地,唐努乌梁海从此落入苏俄之手。在苏联策划下,1921年,唐努乌梁海成立伪政权“土瓦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均不予承认。1944年10月,在苏联胁迫下“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唐努乌梁海现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名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五、讨好日本,杀害居住在远东的华侨华工30万。

华侨华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却被因为苏联讨好日本,而惨招迫害与屠杀。参阅“斯大林杀绝三十万远东华人”。
海参崴发现的华人“万人坑”

苏联对波兰犯下了“卡廷森林惨案”,目前俄罗斯已经正式向波兰道歉。苏联对中国远东的华侨华工也犯下类似的暴行,俄罗斯缺少一个道歉。

六、东北掠夺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抢夺二战胜利果实。苏联红军在东北杀人、抢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最无耻的掠夺就是,把东北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打包运回苏联,包括发电厂里面80%的发电设备都拆卸下来,打包运回苏联。使得千千万万的中国工人陷入绝境。
苏军士兵在中国东北准备拆卸的工厂车间合影
被苏军拆卸一空的东北工厂
被苏军拆卸一空的东北工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苏军进入东北后,将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战利品全面接收,其中最先进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剩余的部份,再由中苏平分。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7个月里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仅拆运宏大的鞍钢就用了40天,发运货车60列。

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苏联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而东北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大部分铁路物资和几乎全部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运输车辆。 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亿4千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亿6千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

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除了劫掠物资外,还强女干中国妇女。迄今,东北的老人对于“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蔑称)的暴行还记忆犹新,他们对老毛子的恨,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恨。

不参与政治,还是不参与正义?

不参与政治,还是不参与正义?

2016-05-03 任清风 王亚军上海


今天,只要一个群体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洗清不白冤屈,善意者便会小心翼翼的告之:不要参与政治;恶意者则诬之:有政治意图。好象参与政治便是天大的罪过,仿佛已是罪不容赦的恶徒。那么,政治到底是何方“圣物”、“神器”,民众如此触摸不得呢?

其实,依全球现代社会现状,政治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政治包括非常广阔的范畴,比如争取人本身的天赋权利、抗议社会不公或者对政治人物的功过评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针砭、谴责等等都归入政治的范畴,即除宗教信仰及经济活动以外的一切公众性活动;而狭义的政治,即是指对政权的诉求或者从中谋求名、利、权力及地位的活动。这是全球自由社会对政治概念的共识普见。

显然,淡化或不参与狭义的政治,那是应该的,也是高尚之士的正直选择,因为醉心名利是专“搞政治”之徒的本性。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心于、淡于狭义政治的人越多越好,那实在是国家、民族之福!要说不参与政治,那只应是不参与狭义的政治。在此意义上倡议:“不参与政治”,实在是个很好的主张;反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热心于、醉心于狭义政治的人,搞政治的人越多,那个国家、社会一定越败坏,那一定是那个国家、民族的灾难!

同样显而易见,广义的政治活动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根本无法回避的,根本就是无罪的,因为,广义的政治活动与维护社会正义实质上为同义语。众所周知: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必罪恶丛生,没有良知的国民必成为刁民暴众。因此,一个负责的国民,可以不参与狭义的攻治,但决不能不参与正义;一个负责的政府必让国民参与正义。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歌词说得好:“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老百姓相对超脱生活于社会之中,肯定对当权者也好,对社会现象也罢,或者人权现状等等,都一定会有自己的明晰看法、公正评判,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肯定会有非议、对冤屈有抗争,这实属正常。如果要求人们连正义都不能参与,那么天下就只能是恶人的天下了。

因之,没有政治诉求的人们用和平的方式反对莫须有的偏见、误解、打压,声张正义争取正义的合法生存环境,曝光各类真/相,反对暴/政与专/制,说白了,都不是参与政治(即狭义的政治),而是参与正义!!强言之,也可说是参与广义政治、或广义的参与政治吧,但与狭义政治毫不相干。

其实,从古代到今天,为了维护捍卫自己的天赋权利、做人尊严、洗清不白之冤,而坐牢的、流离失所的、甚至被害致死的,何其多也,从不乏人。

想想:从前美国黑人抗议种族歧视、二战国际正义力量反对法西斯、还有中国人抗日反侵略的时候,是否每个人凭着良知都会或多或少参与一些呢?即使你完全不参与,那也没啥,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力,但是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有良知的人谁心里面没个态度呢。若对政治二种内涵不加区分,那完全可以说:人类没一天终止过政治活动,也没一人未参与政治活动。试问:参与广义的政治(实即正义),何罪之有?!

可怕的是,今天狭义政治已成了一些人的专利,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又因政治具有两种内涵,因此二者内涵便经常被人有意混淆或故意偷换。因之,“搞政治”在有的手里便成了一顶吓人的大帽子,打击别人的冠冕口实。而一般大众一旦被视作“搞政治”或参与政治,便非常危险了,便马上厄运临头了。在过去50多年历史中,有多少参与正义的人士被说成了参与政治?有多少不“搞政治”的人却被“政治搞”的家破人亡?我们这些经历了这么多历史教训的国人们,难道今天还不能擦亮眼睛看清真相吗?

可悲的是今天仍有许多人认识不清、概念不明:误将参与正义当作了参与政治;误将维护正义当作有政权诉求。以至面对近亿淡泊名利、真心做好人的信仰之士维护正义之举又被人诬之为有政治意图,和平讲清事实的正义之为又被人栽脏为参与政治,或推波助澜、或助纣为虐、或闭耳塞听、或装聋作哑,成了行尸走兽,成了“哀莫于心死”中的一份子还不自知,实在可悲可怜!自以为未参与政治,却恰恰在别人精心设定的政治圈套之中:表面未参与政治,实质上放弃了参与正义!!这不可耻吗?!

面对一场如此浩大、如此惨烈的正邪较量,你有何资格指责正义维护者在参与政治、“搞政治”?!……当历史翻过这一页,历史会告诉未来:正义是必须维护的,真理是拳头永远打不倒的!!

其实,这并非人们内心深处的善念本愿。看看今天大家提倡与渴望的真诚、善良、宽容、互助、友爱、礼让、奉献等许多美德,谁不发自内心感到很温馨!!谁不希望社会象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呢?!为了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与小家,我们必须无条件维护的正义,参与广义的政治,那绝对是高尚之举!!

2016-05-03 任清风 王亚军上海
今天,只要一个群体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洗清不白冤屈,善意者便会小心翼翼的告之:不要参与政治;恶意者则诬之:有政治意图。好象参与政治便是天大的罪过,仿佛已是罪不容赦的恶徒。那么,政治到底是何方“圣物”、“神器”,民众如此触摸不得呢?

其实,依全球现代社会现状,政治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政治包括非常广阔的范畴,比如争取人本身的天赋权利、抗议社会不公或者对政治人物的功过评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针砭、谴责等等都归入政治的范畴,即除宗教信仰及经济活动以外的一切公众性活动;而狭义的政治,即是指对政权的诉求或者从中谋求名、利、权力及地位的活动。这是全球自由社会对政治概念的共识普见。

显然,淡化或不参与狭义的政治,那是应该的,也是高尚之士的正直选择,因为醉心名利是专“搞政治”之徒的本性。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心于、淡于狭义政治的人越多越好,那实在是国家、民族之福!要说不参与政治,那只应是不参与狭义的政治。在此意义上倡议:“不参与政治”,实在是个很好的主张;反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热心于、醉心于狭义政治的人,搞政治的人越多,那个国家、社会一定越败坏,那一定是那个国家、民族的灾难!

同样显而易见,广义的政治活动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根本无法回避的,根本就是无罪的,因为,广义的政治活动与维护社会正义实质上为同义语。众所周知: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必罪恶丛生,没有良知的国民必成为刁民暴众。因此,一个负责的国民,可以不参与狭义的攻治,但决不能不参与正义;一个负责的政府必让国民参与正义。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歌词说得好:“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老百姓相对超脱生活于社会之中,肯定对当权者也好,对社会现象也罢,或者人权现状等等,都一定会有自己的明晰看法、公正评判,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肯定会有非议、对冤屈有抗争,这实属正常。如果要求人们连正义都不能参与,那么天下就只能是恶人的天下了。

因之,没有政治诉求的人们用和平的方式反对莫须有的偏见、误解、打压,声张正义争取正义的合法生存环境,曝光各类真/相,反对暴/政与专/制,说白了,都不是参与政治(即狭义的政治),而是参与正义!!强言之,也可说是参与广义政治、或广义的参与政治吧,但与狭义政治毫不相干。

其实,从古代到今天,为了维护捍卫自己的天赋权利、做人尊严、洗清不白之冤,而坐牢的、流离失所的、甚至被害致死的,何其多也,从不乏人。

想想:从前美国黑人抗议种族歧视、二战国际正义力量反对法西斯、还有中国人抗日反侵略的时候,是否每个人凭着良知都会或多或少参与一些呢?即使你完全不参与,那也没啥,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力,但是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有良知的人谁心里面没个态度呢。若对政治二种内涵不加区分,那完全可以说:人类没一天终止过政治活动,也没一人未参与政治活动。试问:参与广义的政治(实即正义),何罪之有?!

可怕的是,今天狭义政治已成了一些人的专利,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又因政治具有两种内涵,因此二者内涵便经常被人有意混淆或故意偷换。因之,“搞政治”在有的手里便成了一顶吓人的大帽子,打击别人的冠冕口实。而一般大众一旦被视作“搞政治”或参与政治,便非常危险了,便马上厄运临头了。在过去50多年历史中,有多少参与正义的人士被说成了参与政治?有多少不“搞政治”的人却被“政治搞”的家破人亡?我们这些经历了这么多历史教训的国人们,难道今天还不能擦亮眼睛看清真相吗?

可悲的是今天仍有许多人认识不清、概念不明:误将参与正义当作了参与政治;误将维护正义当作有政权诉求。以至面对近亿淡泊名利、真心做好人的信仰之士维护正义之举又被人诬之为有政治意图,和平讲清事实的正义之为又被人栽脏为参与政治,或推波助澜、或助纣为虐、或闭耳塞听、或装聋作哑,成了行尸走兽,成了“哀莫于心死”中的一份子还不自知,实在可悲可怜!自以为未参与政治,却恰恰在别人精心设定的政治圈套之中:表面未参与政治,实质上放弃了参与正义!!这不可耻吗?!

面对一场如此浩大、如此惨烈的正邪较量,你有何资格指责正义维护者在参与政治、“搞政治”?!……当历史翻过这一页,历史会告诉未来:正义是必须维护的,真理是拳头永远打不倒的!!

其实,这并非人们内心深处的善念本愿。看看今天大家提倡与渴望的真诚、善良、宽容、互助、友爱、礼让、奉献等许多美德,谁不发自内心感到很温馨!!谁不希望社会象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呢?!为了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与小家,我们必须无条件维护的正义,参与广义的政治,那绝对是高尚之举!!